1961年9月的一个傍晚，庐山脚下秋风初凉。刚从会议室出来的人还带着一整天的疲惫，周恩来却一步没停，转身登车，目的地是南昌。车上有人小声说：“总理一天都没怎么休息，要不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周恩来摆摆手：“到南昌再说吧，那里还有要紧的事。”
这一趟南昌之行，在很多人记忆里，被归结为一次普通的视察。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它有着更具体、更沉重的含义——国家粮食极其紧张，需要从还能“挤一挤”的地方再想办法，而江西，恰恰就是那个被点到的省份。也正是在这次南昌的饭桌上，才有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：“江西老表贡献大。”
要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分量，绕不开一个人——长期主管江西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刘俊秀；也绕不开他此前几十年一步步走来的经历。
一、从佃农长工到农协主席：一个“老表”的底色
刘俊秀1907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丰陂乡灌塘村，一个贫苦佃农家庭。那时候的江西农村，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，租子高得惊人，遇上荒年，交完租连稀粥都熬不起来。
少年时的刘俊秀，给地主扛过活，也外出打短工。天不亮下地，天擦黑收工，一天到晚，挣到的那点钱刚好能让一家四口不至于挨饿。这种生活，不算罕见，却足以把人磨出一份对“穷”的切肤之痛。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段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日子，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他接触的人多了，耳朵也就灵了起来。听说永新有人在办农民协会，说是“穷人也能抬起头来”。再后来，经人介绍，他认识了共产党人谢葱林，第一次听清楚“分田”“打倒土豪劣绅”这些话背后的含义。
1926年春天，形势开始变得不一样。那年4月，北伐军在中共永新地下组织的配合下，驱逐了当地的军阀武装，在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。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的，实际却是共产党人在掌舵，农民运动的火种越来越旺。
同年10月上旬，谢葱林和县农协特派员胡充来到灌塘村，点名要找刘俊秀。理由很简单：这个年轻人跑得多、嘴皮子利索，还吃过不少苦，适合在村里带头。
那天晚上，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十几个人围坐在堂屋里。胡充讲了很久，从农协干什么，到农民自己该怎么组织起来。人不多，但气氛热起来后，有人忍不住说：“要是真能不再给地主磕头，这命就不算白活。”这话很土，却戳中了在场人的心思。
会还没散，大家就推刘俊秀当村里的农民协会主席。这个位置，说是“主席”，其实就是带头人，磨嘴皮子、出头顶事的人。对他来说，这既是出路，也是危险。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以当时的情况，避开斗争，只是换种方式挨打罢了。
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组织乡亲和土豪劣绅算账，减租、退押，解决历年来积累的账目纠纷。这类事做多了，人也跟着历练起来。说话不再只是凭血性，而是会看时机、看对象；办事也不仅讲冲劲，更讲办法。
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江西农村的斗争环境迅速恶化。就在那年11月，在谢葱林等人的介绍下，刘俊秀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身份一变，路也变了，从村口那条泥巴路，走向了更漫长更艰苦的战场。
天津市瑞通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二、十五年征途与江西干部的“底气”
从1927年年底起，刘俊秀离开家乡，跟随红军部队转战各地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他在赣西南一带参加地方武装和党务工作，面对的既有敌军“围剿”，也有党内对路线的争论和调整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，大批江西干部随军出发。刘俊秀也在其中，翻雪山、过草地，这些细节，后来他提起时并不多说，只用一句“那时候谁都不轻松”一笔带过。但有一点不难看出来：能撑到抗战全面爆发，还能继续扛起组织工作的人，心性大多早已磨得极其坚韧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江西不少干部被分派到华中、华北等敌后根据地，从事地方工作或军政工作。刘俊秀在这段时期的具体职务细节，史料记载并不算十分细腻，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：他一直在党政系统中担负实职，负责干部组织、人事安排之类。这样的人，一旦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干部调配岗位，很容易找到感觉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到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时，大局已经有所明朗。江西本地力量遭受过长时间的打击，再想恢复，需要时间，更需要骨干。内战后期，大批南方籍干部在各解放区历练成熟。这些人，在1949年前后陆续回到江西，成为省内重要的中坚力量。
1949年6月19日，中共江西省委宣布成立。这个时间节点很关键，说明江西的省级领导架构已经搭好，可以统筹全省接管与建政工作。刘俊秀被任命为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，负责全省干部工作。
这一岗位的重要性，在当时的环境下不难理解。解放军打下的城市、县城，一个个要接管；公检法系统、财政、交通、教育都要有人上手。干部从哪里来？怎么分？由谁定？组织部门就是中枢，调度不顺，全盘就会卡壳。
当时中央从东北调来一批大批经验丰富的干部支援南方。其中分来江西的，就有6038人。接到任务后，江西省委组织部连夜开会，研究分配方案。刘俊秀带着人“算数字、看结构”，既要考虑每个地区的实际需求，也要注意搭配资历和能力，不能一窝蜂堆在省城，更不能只顾眼前、忽视长远。
史料记载，从接到任务到完成分配，前后只用了20天，这6038名干部全部落实岗位。到1949年10月底，随着江西全境解放，省、市、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基本配齐干部，政权运转步入正轨。
有意思的是，当时全国解放节奏很快，广东、广西紧接着也需要大量干部支援。中央提出“数量不能少，质量不能低”的要求，各省都要出人。江西刚从东北“借”来一批人，又不得不从自己有限的干部中抽调一部分输送出去。
按照中央统一调配，江西一共向广东、广西输送干部388人，其中省、地市级干部38人，县级137人，区级215人。对刚刚组建、极度缺人的江西来说，这可不算是一个小数字。能咬牙按质按量送出去，说明刘俊秀对“全局”这两个字的理解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。
正是因为早年在战火中摸爬滚打多年，又在建政初期承担过重要干部分配任务，他后来再抓农业、抓全省布局时，底气比较足，眼光也不局限于一个县、一季收成。
三、农业书记的“冷静”：江西粮食从哪里来
1956年，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，刘俊秀在会上当选为省委书记之一，分管农业战线。这一年，对全国来说，是“一五”计划收官的关键时刻，对江西来说，也是从战争创伤基本恢复，开始谋求结构性发展的起点。
有人以为，老农家出身的干部分管农业，靠的是“出身经历”，其实不然。那时的农业工作，包括土地利用、品种改良、水利布局、劳力组织，还有政策的执行力度，哪个环节都不简单。如果只是凭一腔热情，很难在全省范围内真正推动变化。
刘俊秀上任后，先做了一件看起来“慢半拍”的事——调查。他不愿仅靠下级汇报的几页材料来“了解情况”，而是带着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干部，用大半年的时间，把江西82个县市跑了个遍。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交通条件有限，从赣东北到赣南，从庐山脚下一路走到赣西丘陵，很多地方要靠步行、坐牛车、搭船。一圈走下来，他和工作组把各地的土质、水源、常年播种结构、产量水平、灾害频率等记得清清楚楚。后来汇集成《江西省八十二个县市的基本情况调查汇集》，印成三册，下发到县、市和农业战线的领导干部手里。这套资料，对日后制订政策提供了很实在的依据。
在具体措施上，当时江西提出过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做法，叫“三变”——变一季为双季、变旱地为水田、变荒地为熟地。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并不轻松。
活动中，各分公司结合辖区特点精准施策。第一分公司 “萤火之光” 志愿者走上长城路等重点路口，手持引导旗劝导非机动车越线、行人横穿马路等行为，同时在公交站点整理共享单车、引导乘客有序乘车，锚索将文明服务延伸至出行全场景。第八分公司聚焦校园安全，联合周边学校开展 “小小文明监督员” 体验活动，通过学习交通指挥手势、现场劝导不文明行为，让孩子们在实践中牢记安全常识。
节目上，有人向石破茂提问说，高市曾在岸田政权时期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，在对华限制方面有过动作，因此有观点认为，中方考虑到高市这段经历从而对她早有警戒，这是事实吗？
变一季为双季，要合理安排早晚稻种植，解决水源和品种问题；变旱地为水田，需要修渠筑坝，调整地块结构；变荒地为熟地，则涉及开垦、土壤改良和劳力组织。没有细致的调查、没有大量一线摸底，这样的整体现代化布局，不可能在全省推开。
1956年，全省推行“三变”，扩大的耕地面积达到407万亩。单这项措施增产的稻谷，就约有7亿斤。到1957年，江西耕地复种指数达到33.7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劳作季节，是干部蹲点、农民试种，是一点一点总结经验、纠错再干的过程。
“一五”计划期间，江西在粮食、经济作物、畜牧等多项农业指标上，完成情况比较理想。客观说，这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，也有基层传统农耕经验的底子。但不能忽视的，是省委对农业的重视和相对稳健的工作思路，这其中，刘俊秀的作用相当突出。
从1958年起，全国范围内“浮夸风”抬头，粮食产量数字开始“上天”。许多地方在各种压力下，纷纷报出“卫星田”、“亩产万斤”。在这种氛围中，保持冷静，实属不易。
江西并非完全不受影响，局部也出现过高指标、高征购的问题。但整体来看，因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为本地干部，对江西的田地家底心中有数，再加上刘俊秀长期抓农业，比较注重按客观规律办事，许多极端做法在江西没有演变到最严重的地步。
结果就是，在困难时期，江西不仅基本能保证本省群众的口粮水平，还成为当时为数不多能向国家外调粮食的省份之一。
这一点，为后来1961年那场关于“再多调三亿斤”的对话，埋下了伏笔。
四、1961年的酒杯：三下碰杯的艰难分量
1961年，对全国来说，是连续困难年份的关键调整期。此前几年，农业遭受严重损失，粮食产量下降，很多地区口粮极紧。中央开始压缩城市人口、调整工业指标、缓征公粮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找“还能支援一点”的地方。
9月中旬，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。会议间隙，周恩来一直在关注各省粮食和市场供应的具体情况。会后，他没有立刻返京，而是决定到江西省城南昌看一看。这一安排，并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经过了一番权衡。
9月17日，周恩来在谭震林、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庐山，抵达南昌。对于这座城市，他并不陌生。1927年“八一南昌起义”时，他就在这里参与领导起义。34年过去，昔日那个战火纷飞的城池，已经换了一副模样。
有人记得，他在车上望着江面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南昌，好久没来了。”这话不长，却带着些许感慨。对他来说，这里既是革命征途的重要起点，也是牵动心绪的旧地。
18日晚，江西省委在南昌设宴欢迎周恩来一行。参加的，有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，分管农业的刘俊秀，还有谭震林、罗瑞卿等中央领导。饭菜并不丰盛，正值困难时期，各地都在压缩招待标准，江西也不例外。桌上几个菜，多为本地食材，谈不上山珍海味。
席间，自然离不开工作汇报，特别是粮食问题。刘俊秀详细介绍了近几年江西粮食生产、征购和调出情况，重点讲到“三变”带来的增产，以及困难年份在确保基本口粮前提下外调的数字。
周恩来听得很认真，不时追问一些细节，比如各地区人均口粮大致水平、有无严重缺粮的县份、库存情况如何等。等汇报说完，他点头表示肯定：“你们这几年工作做得扎实，真实情况比报表更重要。”
气氛稍微轻松一些后，刘俊秀接过话头，提到了南昌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。他举起酒杯，对周恩来说：“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，是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。总理离开南昌三十多年了，今天能来视察，我们都很高兴，这杯酒敬总理的身体健康。”
这句话，说得不算华丽，却也透着真情。在场的人纷纷附和，也想借此机会向周恩来敬一杯。周恩来见状，举起酒杯，却加了个条件：“喝酒可以，不过要有条件。”
这一句话，立刻把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。刘俊秀忙问：“总理有什么条件？”
周恩来没有绕弯子，直接说：“咱们俩干这一杯，就再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。”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一股不容回避的坚决。
刘俊秀愣了一下。按原计划，江西当年承担的外调任务是12亿斤。完成这个数字，本身就不轻松。再加一亿，意味着要在已经较为吃紧的基础上，硬挤出一个大口子。
他试着探一下底：“如果干两杯呢？”
周恩来笑了一笑：“那就是两亿斤。要是干三杯，就是三亿斤，你看呢？”看似半开玩笑的说法，其实已经把要求摆得很明白。
这一刻，现场气氛短暂地凝固下来。作为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，刘俊秀清楚江西老百姓的口粮状况，也很清楚再多调三亿斤意味着什么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略微沉默。
谭震林在一旁适时出声，像是在劝，又像是在鼓劲：“老刘，周总理这么多年第一次来南昌，你就答应总理吧，三亿斤就三亿斤嘛。”这句“就三亿斤嘛”，听着轻松，其实每个字都压着分量。
周恩来说这话，并非出于一时兴起。他之前已经对江西的粮食产量、人口、人均口粮和库存情况做过详细掌握。他知道江西的老表口粮水平在全国处于相对较高的一个梯队，也有一定储备，和一些缺粮严重的省份相比条件要好得多。从整体平衡看，如果江西再加一点任务，就能减轻其他地方的压力。
他把这个判断摊开来说：“我了解过，江西老表的口粮水平还是比较高的，还有些储备粮，比那些严重缺粮的省份好多了。增加三亿斤虽有难度，但不是办不到。”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刘俊秀心里很清楚，此时再推脱，就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，而是态度问题。他想的，不只是今年一季的收成，还有江西在全国格局中的位置——解放初期，江西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干部支援，现在轮到江西支援别人了。
短暂思索后，他端起酒杯，语气坚定下来：“好，就按总理说的办。国家有困难，江西不能袖手旁观。”
这句话，说得并不激昂，却带着一种朴实的决断。在场的人，包括周恩来在内，都听得很清楚。这不是客套，而是一个省委书记对国家分工作出的公开承诺。
周恩来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。他举杯回应：“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，江西老表贡献也大，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，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，全国人民会记着的。”
两人杯口相碰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三杯酒下肚，周恩来的脸略微泛红。知情的人心里明白，他的酒量并不差，这点酒算不上什么。脸上这点红意，大半是因为心里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。
那天夜里，席间气氛逐渐热络起来。不少在座的干部端起酒杯，挨个向周恩来敬酒。有人说的是工作，还有人只是简单说一句：“总理辛苦了。”话不多，却很真诚。
对江西来说，这三杯酒后多出的那三亿斤粮食，意味着更紧张的统筹、更严密的分配和更辛苦的基层工作。对全国来说，却可能是无数缺粮家庭多出的一顿饱饭，多出的一点缓冲空间。
有时历史并不需要宏大叙事。一位省委书记、一个总理、一桌并不丰盛的饭菜、三下清脆的杯响预应力砼钢绞线，足以勾勒出那段年月里江西在国家粮食格局中的角色，也足以解释，为何在那次饭局上，周恩来要郑重说出那句：“江西老表贡献大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