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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志敏的名字，早已刻进了中国革命的丰碑里。作为牺牲时年仅36岁的革命先烈，他的《可爱的中国》感动了无数人，而汪东兴曾向伟人提出的疑问，至今仍引人深思：为何称方志敏为民族英雄，而不是人民英雄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藏在方志敏一生的经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里。方志敏1899年出生在江西弋阳贫苦农民家庭的他，青少年时就亲历了国家积贫积弱、列强欺凌的苦难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他立刻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，四处寻找救国之路。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入党时他誓言“我的一切，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”，这份誓言里，既有对人民的责任，更有对民族复兴的渴望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方志敏回到赣东北，和邵式平、黄道等人领导了弋阳、横峰农民武装起义，近七万农民响应，暴动范围纵横百余里。他在磨盘山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，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，后来又扩大为闽浙赣根据地，被毛泽东称赞为“方志敏式”的苏维埃阵地，还荣获“苏维埃模范省”的称号。在根据地，他不仅搞土地革命，还创造性地开展经济文化建设，发行股票、搞边贸、办学校，把根据地建设得有声有色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民族复兴打下基础。
真正让方志敏与“民族英雄”称号深度绑定的，是他北上抗日的壮举。1934年10月，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，组成红十军团，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，率部以“北上抗日先遣队”的名义出征。当时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快，华北危急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，这支队伍的使命就是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，唤醒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。他们一路向皖南进发，面对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，更是民族危亡的绝境。
在皖南，红十军团遭到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，艰苦转战两个多月后，方志敏在撤返赣东北途中陷入重围。他本可以随先头部队脱险，但心里放不下后续的大部队，坦言“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”，便选择留下指挥突围，最终于1935年1月在怀玉山高竹山被敌人发现被俘。敌人搜遍他全身，只找到一支钢笔和一块旧怀表，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，钢绞线厂家他竟身无分文，这份清贫背后，是对民族事业的纯粹坚守。
狱中半年多时间里，方志敏忍着酷刑和病痛，写下了16篇文稿，现存13篇，共计14万余字。《可爱的中国》里，他畅想“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”；《清贫》中，他坦陈“经手的款项，总在数百万元；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，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”。这些文字里，没有个人恩怨，满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独立的执着追求，哪怕敌人威逼利诱，他始终坚守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”的气节，1935年8月6日，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。
要弄清“民族英雄”与“人民英雄”的区别，得看当时的定义和历史语境。按公认的界定，民族英雄特指维护国家主权、反抗外来侵略，为民族独立作出杰出贡献的人；而人民英雄的范畴更宽泛，是为人民解放、国家富强在各类斗争中牺牲的杰出人物，这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就能看出——涵盖了从1840年以来反对内外敌人的所有先烈。
方志敏被称作民族英雄，有着明确的历史依据。他牺牲后，事迹迅速传遍全国，1937年延安出版的《斗争》杂志，专门推出“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”；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得知他牺牲的消息，各国代表纷纷起立默哀，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。这些评价，都紧扣他北上抗日的核心功绩，聚焦于他反抗外来侵略、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。
反观他的革命历程，虽然也领导农民起义、建立红色政权，为人民利益奋斗，但最具时代意义的贡献，还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。当时的中国，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方志敏用生命践行的，正是“为民族解放而战”的誓言。
而人民英雄的称号，更多适用于那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，为推翻反动统治、争取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先烈。方志敏的事迹虽也包含这部分内容，但他的核心精神和历史贡献，更集中体现为对民族独立的坚守，这与岳飞、文天祥等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一脉相承，也符合当时党和人民对他的认知。1939年6月，叶剑英看到方志敏的狱中遗稿后，在照片上题诗“文山去后南朝月，又照秦淮一叶枫”，将他与文天祥（号文山）相提并论，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民族气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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